辭舊迎新，胖了幾斤？資料告訴你，這種東西你就不該吃

作者：加里·陶布斯（Gary Taube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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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糖引起的疾病不僅限於以下這些：

心臟病、糖尿病、肥胖、癌症、齲齒、痛風、高血壓、痴獃症……

曾經零星見於史書的糖尿病，19世紀後爆發，併成為現代人類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01 “糖尿病案例，第1號”

那是1893年的夏天，作為一名哈佛大學的醫學生，艾略特·喬斯林（Elliott Joslin）在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工作，這是他整理的第一份糖尿病病例，30年後，他將成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糖尿病專家。

病人瑪麗·希金斯（Mary Higgins）是一名年輕移民，5年前從愛爾蘭來此，在波士頓郊區作女傭。她患有一種“情況嚴重的糖尿病”，喬斯林寫道，她的腎臟已經“被疾病壓垮了”。

喬斯林對糖尿病的興趣可以回溯到在耶魯大學念書的日子，但從興趣變成事業，可能正是源於希金斯的病例。此後的5年，喬斯林和哈佛著名病理學家雷金納德·菲茨（Reginald Fitz）聯手，共同梳理了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幾百捲手寫病例，研究患病的原因和治療方法。

為了向糖尿病領域最知名的專家學習，喬斯林去了兩次歐洲，拜訪德國和澳大利亞的醫療中心。

1898年，喬斯林建立了自己的糖尿病專科診所。同年，美國醫學協會在丹佛舉辦年會，他和菲茨在會上展示了對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病例的分析結果，資料包含了1824年以來的所有病例。那時他們並未意識到，自己見證的一切僅僅是個開端。

75年內，醫院總共接診4.8萬名患者，其中的172名被診斷為糖尿病，雖然他們僅佔馬薩諸塞州總醫院接診總數的0.3%，但喬斯林和菲茨發現一種趨勢：糖尿病的患病人數和比例一直穩步增長。

自1885年以來，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在13年中接收的糖尿病患者總數大概等於過去61年之和。喬斯林和菲茨提出了幾個解釋，但不願相信有更多的波士頓人患病，糖尿病正在變得普遍。相反，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更多人希望使用醫療服務，糖尿病患者的就醫意願也隨之提高。

1921年，當喬斯林為《美國醫學協會雜誌》（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）撰寫文章，描述自己診所的案例時，他的觀點已截然不同。他不再提及糖尿病人的就醫意願，而是使用“流行性疾病”這個詞來描述自己的見聞。

他寫道：“在新英格蘭村安靜的寬街上，矗立著三座併排的房子。”顯然，這是在描述他的家鄉，馬薩諸塞州的奧克斯福德。“這三棟房子裡陸續搬來了4個女人和3個男人，他們先後死於糖尿病，只有一人倖免。”

“考慮到後果，”他寫道，“應該執行一些措施，發現傳染源並預防再次發生。”可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病，而非傳染病。糖尿病致死需要經年的積累，而不會在數周內擴散，所以當局視而不見。“就連保險公司也是一樣，”喬斯林寫道，“沒意識到它的破壞性。”

02 從少見變為流行病

對於肥胖，我們早就習以為常，不是嗎？來看看肥胖的流行病學報告，50年前，1/8的美國人肥胖；如今這個數字是多於1/3。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，1980年至今，肥胖率已經翻番；到2014年，這個星球上有超過5億胖子，超過4000萬5歲以下兒童超重或肥胖。

所以毫無疑問，我們正在越來越胖，這一趨勢可上溯至19世紀的美國。相比之下，糖尿病的流行和發展更加有趣。

當喬斯林統計19世紀末的病例時，糖尿病雖然數量稀少，但並不陌生。

整個19世紀中期，糖尿病都是低發疾病，只在文獻和醫學期刊中提及，罕見於門診病歷。直到1797年，英國軍醫約翰·羅洛（John Rollo）才得以發表文章“糖尿病的兩個病例”。這是歷史上糖尿病研究的重要文獻，描述了他見過的兩個病例—時間卻相隔了19年。

如羅洛所寫，他一直“在美國、西印度和英國的大範圍內尋找這種疾病”。從費城在19世紀早期錄得的死亡率來說，市民們由糖尿病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死亡率幾乎和炭疽、癔症、餓死或昏睡病的死亡率一樣低。

1890年，愛丁堡皇家醫學社的前任主席羅伯特·桑德比（Robert Saundby）在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做了關於糖尿病的系列講座，據他估算，糖尿病的致死率不足1/55000。

桑德比說：“糖尿病是罕見病之一，只適合大型醫院工作的內科醫生學習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見得到”。桑德比還說，在整個英國、巴黎，甚至紐約，糖尿病的致死率在增加。“真實情況是，”桑德比說，“糖尿病會成為一種特定階層的常見病，比如富有的商業階層。”

傳奇的加拿大醫師威廉·奧斯勒（William Osler）常被稱為“現代醫學之父”。在他經典的、持續更新的教科書《醫學原理和應用》（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）中，同樣記錄了糖尿病的稀少和增加趨勢。

1889年，約翰·霍普金斯醫院在巴爾的摩成立，奧斯勒加入醫院。3年後，他的教科書第1版發行，書中寫道，在醫院就診的3.5萬人中，只有10人被診斷出糖尿病。而在隨後的8年裡，有156例。

奧斯勒指出，糖尿病的死亡率呈指數型增長。1870～1890年，死亡率幾乎翻倍，到1900年又再翻倍（見圖0-1）。

▲圖0-1 糖尿病爆發的開端？資料來源：費城賓夕法尼亞醫院糖尿病治療部

20世紀20年代晚期，喬斯林預測的糖尿病泛濫已成為新聞和雜誌的主題，美國和歐洲的學者們開始定量研究糖尿病的流行程度，畫出以年或10年分類的比較曲線。以哥本哈根為例，糖尿病在醫院的收治人數從1890年的10人，增加到1924年的608人——增加了60倍。

當紐約市健康委員會的理事長海文·艾默生（Haven Emerson）和同事路易斯·拉里莫爾（Louise Larimore）在1924年發表糖尿病死亡率資料時，有些美國的城市的資料較1900年增長了400%，和南北戰爭時期相比增長達1500%。

儘管如此，糖尿病此時仍是相對稀有的疾病。1934年，喬斯林和兩位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員工路易斯·杜布林（Louis Dublin）和赫伯特·馬克斯（Herbert Marks）一起檢查資料，並得出結論：糖尿病正在快速變成流行性疾病。根據紐約、馬薩諸塞和其他地方的資料，他謹慎地推斷：每1000個美國人中大概有2～3人患糖尿病。

03 資料中的爆發

回到當下，根據2012年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（CDC）的資料估算，每7～8個成年人中，就有1個糖尿病患者——發病率達12%～14%，波動區間源於診斷標準不同。另外30%的人被預測會在將來患病。

將近200萬美國人在2012年被確診為糖尿病——平均每15～16秒一例。在進入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治療的病人中，1/4患糖尿病。

在這波如海嘯般襲來的糖尿病大潮中，絕大多數是2型糖尿病，約佔總數的95%。而這種型別，直接與超重和肥胖相關。一小部分患者屬於1型，常見於兒童。這是一種急性發作的疾病，若處置不當，病人可能迅速死亡。在過去的150年間，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的發病率都急劇增加。

糖尿病患者在心臟病、中風、腎病和昏迷方面的致死率都很高。在所有腎衰竭的病例中，由糖尿病導致的佔比超過40%。

如果不經妥善治療（有時即使治療了），患者會出現視力降低（經常是早期癥狀）、神經損傷、牙齒脫落、足部潰瘍和壞疽、四肢受損直至手術截肢。在每10個腿部截肢的成年人中，有6個是因為糖尿病，其總數僅2010年就達7.3萬人。

顯然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：到底發生了什麼？怎麼變成了現在這樣？是自然環境還是生活方式，讓我們遭此劫難，每11個美國人就有1個患糖尿病？

20世紀，醫療文獻記錄了糖尿病在人群中從稀有到常見、最後泛濫的過程。1940年，糖尿病領域的專家、梅奧診所的拉塞爾·懷爾德（Russell Wilder）發表報告說，過去20年裡，醫院接診糖尿病的數量穩定增長。

“發病率增加，原因未明，”他寫道，“但這種增長非常明顯。”10年後，喬斯林提到“糖尿病的可怕增長”，認為這個事實已經無法避免。

1978年，美國糖尿病流行病學（一門研究疾病在人群中發展的學科）權威凱利·韋斯特（Kelly West）提出：20世紀，死於糖尿病的人數超過了所有戰爭死亡之和。“糖尿病已經成為人類的頭號敵人，”他寫道，“對所有國家和大多數種族來說，糖尿病危害極大，死者眾多。”

如韋斯特所說，糖尿病的發展並非某個地區獨有，而是全球現象。20世紀80年代，中國人的糖尿病發病率約為1%。而最近的估算：成年人發病率為11.6%，總數達1100萬人。此外，預計約5億人處於糖尿病前期。

20世紀60年代，在格陵蘭、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生活的因紐特人，他們身上幾乎看不到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蹤影，美國醫學協會在1967年的一篇報道說：“有記錄以來，阿拉斯基的因紐特人只有8名患糖尿病。”

到70年代，糖尿病依然罕見，但學者們記錄到糖尿病前期增多的情況，即葡萄糖不耐受。現在的情況呢？如今的因紐特人糖尿病發病率為9%，即每11人中有1人患病，和加拿大、美國的資料不相上下。

同樣的樣式也出現在波利尼西亞人、密克羅尼西亞人和南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亞人身上。受影響的還包括澳大利亞原住民、紐西蘭的毛利人、整個中東地區、亞洲和非洲。

實際上，所有開始西方式飲食和西方式生活方式的人們都受影響，只要開始文明化和城市化，這種變化就開始了，與地理位置和時間無關。

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
04 “空熱量”和禍亂之源

20世紀70年代前，糖尿病大軍不斷壯大，公共健康機構和臨床醫生們表示，這一切都是因為——糖。我們面對的是並不常見的代謝類疾病，由於大眾對糖的消費，我們攝入的碳水化合物已達到一個世紀前無法想象的程度。

隨著美國、英國工業革命的展開，糖的消費呈爆炸式增長：糖果店、穀物麥片和工業化生產的軟飲料誕生了；巧克力棒和冰激凌變成零食；與此同時，糖尿病也開始攀升。當糖和含糖食品傳遍全球，糖尿病也如影隨形。

當非洲、亞洲和中南美洲的農民遷往城鎮，打工掙錢，他們改變了曾經的飲食習慣——穀物、澱粉質食物和水果，而是在商場和超市購買含糖飲料和高糖美食。如此一來，糖尿病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。

在糖消費減少的年代，糖尿病的致死率也隨之降低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政府實行配給制，糖因此出現緊缺。艾默生和拉里莫爾在1924年寫道：“糖尿病發病率的起起落落，和糖的消費量變化非常一致。”

1974年，製糖業調查醫生們關於糖的態度，大多數醫生認為吃糖會促進糖尿病。（一位廣告總監接受採訪，被問及是否會給自己的孩子吃高糖穀物麥片，正如他們的公司在廣告中的宣傳。他承認不會，並且說：“吃一碗麥片，恐怕得來一針胰島素。”）

1973年，哈佛公共衛生學院（可能是營養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機構）的讓·邁耶（Jean Mayer）提出：“對那些基因易受影響的人，糖是致病原因。”既然如此，那麼基因不易受影響的人是否也會得病？（比如有些特例，病人的胰腺因為受損或長了腫瘤導致功能不正常。）在關於糖和甜味劑的會議上，醫生和學者們討論，是糖導致了糖尿病，還是說糖僅僅把原本有糖尿病傾向的人向前推了一下。

然而，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，沒人再討論糖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脂肪。脂肪被認為與心臟疾病相關。其實存在一種可能：心臟疾病和肥胖、糖尿病相關，而後兩者是糖導致的，但營養學家和公共衛生機構拒絕接受這一觀點。

公共衛生機構認為，沒必要去研究肥胖導致糖尿病的真實性，因為其相關性顯而易見。美國、歐洲、亞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區，都將防治糖尿病的思路放在熱量限制加運動上，建議人們少吃點，減少熱量。特別是減少能量密度大的食物，比如脂肪。

與此同時，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記錄，美國從1960年至今，糖尿病增長了800%，和糖果的增長一致，或者說，和所有糖類的增長曲線一致。這裡說的“糖”，包含了從甘蔗和甜菜中製取的蔗糖和一種相對較新的發明，高果糖漿。按照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（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，FDA）的分類，它屬於“熱量甜味劑”。

在被忽略和無視了1/4個世紀後，很多機構開始提出，糖才是肥胖和糖尿病的主要原因，應該被課以重稅或納入監管。然而，這些機構並不相信糖會致病，只認為糖是一種“空熱量”，它的味道太好，所以我們吃得太多。

這個理論認為，精煉糖和高果糖漿不含任何蛋白質、維生素、礦物質、抗氧化劑和纖維，它們不僅取代了營養成分，還往往被過量加入。正是這些無謂的熱量，造成了我們的肥胖。

美國農業部（在其發表的美國居民膳食指南里）、世界衛生組織、美國心臟協會（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，AHA）以及其他組織和機構在建議民眾少吃糖時，都是基於這種理論。

空熱量的概念對食品工業其實是個好事，因為它會隱藏糖的真正問題——毒性。糖在20世紀70年代的健康大討論中得以豁免，製糖業對此事起到重要作用，這個下麵會講。健康機構，包括美國糖尿病協會和美國心臟協會也喜歡這個概念，所以在過去的50年裡一直譴責脂肪，而讓糖逍遙法外。

基於空熱量的概念，食品公司銷售高糖，或者完全就是糖的食品，還同時宣稱自己在做好事。它們說自己在幫助孩子們戰勝肥胖和糖尿病，糖不是問題所在，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只需要教育孩子們邁開腿，管住嘴就行了。

在政治方面，認同空熱量的概念無疑是有益的，任何政客都不會從反對食品公司中得到好處，特別是那些有強大遊說能力的公司。米歇爾·奧巴馬（Michelle Obama）在2010年發表的主題為“動起來”的演講中說“我們不要妖魔化任何食品工業”，這是她關於防治兒童肥胖的最廣為流傳的節目。

本文的內容不同以往：糖，如蔗糖和高果糖漿，是導致糖尿病和肥胖的根本原因。這裡的因果關係好比吸煙導致肺癌，不是過量不過量的問題。糖直接影響我們的生理、代謝和內分泌，導致系統紊亂。

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小兒內分泌醫師羅伯特·盧斯蒂格（Robert Lustig）是這一理論的最大擁蹙。從這個理論說，糖對人的毒性並非短期，而是經年累月，甚至代代相傳的。換句話說，母親把這種危害傳給孩子，不是透過家庭形成的飲食習慣，而是早在懷孕時，食物就已經影響了子宮的發育環境。

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糖，或者說如果過去100～150年沒有這麼多糖，那些易患糖尿病的個體（也可能是他的母親，或是母親的母親）本不用受此磨難。

糖就是進化生物學家所說的環境或飲食的禍亂之源，雖然只是調料，但是能激發基因裡的致病因子，將健康的飲食變成有害的毒藥。只要量夠大，不管原有的飲食結構裡，植物或動物成分的比例是多少，最後都會導致肥胖和糖尿病，正如韋斯特在1974年的報告中描寫美國原住民的情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