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大教授鄭也夫鬥膽談了7個天大的問題，每個都非常狠，也很現實

01 中國孩子很小就認很多字，中國教育卻因此輸在了起跑線

中國家長最喜歡說，不要輸在起跑線上。可是多大歲數算是起跑線呢？十歲？已經晚了。小學六、七歲？也晚了。所以我們從幼兒園開始就要識字，就要學英語，就要上補習班。

在發達國家，人家是有立法的，幼兒園不準識字、不準教算數。為什麼不準呢？是因為你的心智在這個階段還沒有發育起來，不要給孩子壓這麼大的負擔，而是要讓他玩耍、讓他自立。

人家更重視另外一些能力的培養。比如在日本幼兒園，小孩兒每天帶著好幾套衣服上幼兒園，隨時訓練孩子們脫衣穿衣，一個是為了不使孩子喪失自己面板和身體來調節溫度的功能，二是為了培養孩子的自立。

我們中國的孩子，依賴性太強，唐詩能背幾十首，英語單詞認識幾百個，可是自己不會系鞋帶、穿衣服，這種依賴會對孩子的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。

在不該認字的年齡認字、在不該算數的年齡算數，美其名曰不要輸在起跑線上，最後的結果是我們整個民族都輸在起跑線上，在不該乾這件事的年齡乾這件事，極其荒誕。

有的幼兒園覺得的確不該在這個年齡段教小孩子識字算數，但是不教的後果就是會被家長罵。所以中國教育的問題是複雜的，是共謀，是共同來“毀人不倦”。政府肯定要負責任，但是家長的責任也不小。

02 “素質教育”是個荒誕的偽命題

在我看來，我們一向鼓吹的“素質教育”，是個根本不能完成的標的，因為這個概念本身，是一個文理不通的說法。

素質兩個字是什麼意思？就是“基因給你的東西”，或者說是天賦，是先天的，而教育是後天的。

素質不是後天的教育所能教出來的。能說有一種教育叫“天賦教育”、“基因教育”嗎？

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，在現在這種教育競爭激烈的情況下，任何願望良好的能力訓練，到最後都變成了應試工具。

素質教育提倡音、體、美，但只要不列入高考專案，根本不會有人重視；一旦列入高考，又一定會走向反面。

打個比方，如果體育列入高考，學生一定會問：“考什麼？”——如果考游泳，那我絕對不練跑步；如果考拉單槓，那我絕對不練撐雙槓……

在激烈的競爭當中，所有素質教育都會變形的，你考什麼我就乾什麼，為了身體健康？以後再說吧！這就是素質教育這個說法的荒誕。

03 健康的教育，不求高分不評比

我們現在已經忘記了“及格”的原初意義。其實及格是一個大的達標，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及格。我們走到了這樣一個誤區——把及格汙名化了。

在有些學習專案上，及格了家長就可以釋然、可以放心，不需要太高，因為教育是一個長線的事情。

舉個例子來說，我小學讀書的時候，語文成績總是很低，一個是生字不能記全，默寫生字我永遠有些字不會寫，但是也及格了。現在論寫文章，那些當年小學裡語文永遠一百分的同學，大概比我差遠了。

我們為什麼要要求一個一年級的孩子把一個學期學習的生字98%、99%都要記住呢？以後學新帶舊，慢慢總會認識的，學習是個長過程，這個實在是個無所謂的事情，及格了就可以。

基礎教育階段，把各學科的基本道理學到手，及格了就挺好的。大大地超過了及格，達到了99、100分那又怎麼樣？時間久了總會遺忘的，不要苛求也沒有必要苛求。

大概東西掌握了，至於最後走哪個方向，在以後不斷學習相關學科的過程中就會加固知識。所以在這個方面來說我們是違背教育的真諦的，花費巨大的精力來達到大大超過及格線的標的這是荒誕的。

我們特別愛評比，在兩個層面上，一個評比學生，使學生內心受挫折，其實對學生有極大的摧殘。除了學生評比之外，我們還有教師的評比，世界上有一個國家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的樣板——芬蘭。

芬蘭從來不對教師進行評比，因為在他們看來，只要評比就要制定原則和標準，而定了標準以後一定就會敗壞教師的心性，教師們就會總想著，“我怎樣才會成為優秀”？這就麻煩了。

教師教的好壞自己良心明白，教師對於學生是一個全面的教育，絕對不是一個單項的標準對學生負責。教師應該對一個活生生的人負責任，教師這個職業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誰是良好誰是優秀。

04 日後有出息的人，小時候都貪玩

如果一個孩子不貪玩兒，那麻煩真的比較大了。貪玩兒說明孩子對一個遊戲有熱情。

如果一個孩子對任何一個遊戲都沒有太大的興趣，老師讓乾什麼乾什麼，一點不貪玩兒，對其他事情沒有格外的興趣，其實這真的是一個麻煩。

因為日後的發展是要靠你的興趣來指引你朝這個方向發展。完全不貪玩兒人久了以後就沒有興趣。

我小時候是一個極端貪玩兒的人，雖然那時候空間比現在要大很多很多，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受壓抑，現在的小孩兒簡直就是苦不堪言。

我覺得日後有出息的人其實小時候都是比較貪玩兒的。貪玩兒是對某種東西熱忱高漲，這是一件好事，如果都循規蹈矩那就完了。

什麼叫興趣？興趣就是把精力不平攤，把你的精力側重在某些方面，不需要理性的算計要把精力主要投入在哪，你的興趣就給你做了最好的指導。

一般來說你的長項和你的興趣是貼合的，我們的家長不要和老師同心同德禍害我們的孩子，不要助紂為虐。

05 表揚孩子做好事，其實是在助長偽善

德育是一件難乎其難的事情，而我們當下的道德品質教育基本是一種偽道德教育。

孔子說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最壞莫過於偽善，我們的教育基本上是在助長偽善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

比如說，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，在選官是首先要道德好，如果道德好就可以當官，那麼願意當官的人就會問：道德好怎麼講？如果這樣的內容就是道德好，那我就這樣做。

那這樣還是一種發自本心的道德實踐嗎？不是，如果這樣做就是道德好，就可以當官，那就成為了一種偽善。如果一個孩子做了一件好事，就得到了表揚或獎勵，這其實就是在助長偽善。

我不相通道德是說教可以提升的。我對於誇獎有很大的警惕，誇獎一定是高位人誇獎低位人，在誇獎的過程中就會把自己抬高，誇獎是一種控制手段，是別有用心。

日本有一個叫遠山正瑛的治沙聖手，八十多歲到中國來治理沙漠，功德無量。記者問他：我們聽說日本人的孩子的環保意識那麼好怎麼來的？遠山回答：“日本的孩子環保意識好，因為他們是看著父親的背影長大的。”

這句話值得深思，父親的行為會影響孩子的行為，如果孩子看到父親的一切行為，父親不用說什麼，孩子慢慢也會這樣做的。

相反，如果父親不做環保的行為，但是一直叫孩子去做，孩子會覺得父親非常虛偽，就會叛逆。

我有一個外甥在美國出生，非常頑劣，但是看到街上有垃圾一定要撿起來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是誰的說教發生了這樣大的作用？

其實並不是，而是由整個社會成年人的行為影響的。人會被他人的行為感動，人不會被他人的說教感動。

再說“智”，“智”的本質應該是知識，而不是能力，知識不等於能力，知識要轉化為能力有一個複雜的過程。

我們在“德智體”上對“智”的理解是非常偏頗的，但是即使對“智”的理解很正確，也還有非常重要的情商，“智”不能包打天下。

最後再說“體”，我們高三基本就沒有體育了，我們對“體”輕視到何種程度啊，其實“體”是太要緊的事了。

06 教育改變命運，正變得越來越不可能

教育改變命運，有兩種解釋，一個是教育提高了你的能力，改變你的命運；一個是教育給了你學歷，這個學歷幫助你改變了命運。當然還有可能是二者結合起來。

我本人應該說是被教育改變命運的人，我之前是知青，十八歲去了農村獃了八年半，之後回到北京待業期間恢復高考，我就考進大學，一年半之後考了研究生，當時有學歷的人是很少的，可以說這是改變了我的命運的。

可是，現在教育還能改變很多很多底層人的命運嗎？恐怕很多人越來越不看好。在1977、1978剛剛恢復高考的時候，教育確實可以改變很多人的命運。

可是到了當下，我們說階級固化，其實這個事情不新鮮。一個制度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，所有社會成員對這個制度都是陌生的，所以在這個制度下博弈相對來說大家是比較公正的。

後來所有人都會看這個制度有沒有一些小漏洞，有點小漏洞就要利用，那麼誰更能利用？肯定是有錢有權的人更能利用。

時間久了之後這個制度雖然沒有變，但是在這個制度的博弈下底層人將吃虧，有權有勢的人將佔便宜。

比如高考判卷子還是公正的，但是他們利用家教、把孩子送到教育資源更好的學校，久了之後窮孩子想進入北大清華那就難乎其難，所以教育改變命運就變得越來越落空了。

不過，我對“教育改變命運”觀點的批判遠沒有結束。比較一下中西文明，歐洲的傳統社會是一個身份社會，而我們不是，我們的農民如果肯乾、發財可以做地主，歐洲不行，你什麼出身就是什麼出身，改變不了。

我們的人好好讀書可以做官，在歐洲做不到，是身份決定的一種等級制。

所以，在中國古代就是教育可以改變命運，你原先是白丁，中了舉就可以做官，我們很多大官都是祖上沒有人讀過書的，讀書可以改變命運。

我們古代社會是這樣的。西方古代社會不是這樣的，我們的自由度要高於西方，人們的機會多一點，這或許是我們比他進步的地方。

但是後來呢？教育改變命運在現代西方還在發生著嗎？仍然不會。為什麼不能發生呢？因為沒有這個必要。

因為現在的德國是一個棗弧形的社會，中間大兩頭小，很有錢、很有權的人是很少數的，很貧困、沒著沒落的人是很少數的，中間的中等收入的階層是大多數。大多數人出身就是中等階層，本人只要特別不著調、都不會淪落到底層，你不需要教育改變命運。

人們大多數就是在中間獃著呢，社會上只有職業差別，少有階級分野，藍領工人不會羨慕白領，進大學深造，全憑興趣，而不是為了找個好工作，幹嘛拼命讀書改變命運呢？你跟德國人講，他不會理解所謂“教育改變命運”。

也就是說，教育改變命運曾經是一句好話，在古代中國和西方相比擁有更高的自由度，但是現在和古代完全不一樣了。

今天如果說一個社會還需要教育來改變命運，說明這個社會是一個制度落後的社會，這個社會沒有變成棗弧形、橄欖形的社會，而還處於金字塔形，這個社會結構就有問題。在這樣的結構下如果還不能發生教育改變命運就更糟。

07 學區房制度告訴我們：中國教育管理者們沒有改革的願望

小升初就近入學與“學區房”背後隱藏著利益鏈。這不單是認識的誤區，我們還要分析一下政策。

政府的行為，這個政策就是小升初就近入學，導致學區房的形成。一開始這個政策的目的還是一個挺良好的願望，希望小學學習負擔不要太重，取消考試入學，實行就近入學。

其實這麼做的時候早就應該料到會形成學區房，富人就會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師資力量比較好的學校，底層人就永遠進入教育資源比較差的學校。

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策？有沒有好一點的手段？一個現成的辦法就是讓一個地區的學校辦校水平比較接近，這個事情很容易。

首先硬體上比較平等，提升教學力量比較差的學校的硬體水平。軟體就是師資力量，可以讓師資在區內輪轉。小升初就隨便報名隨便入學。

但是他們為什麼不願意這樣做呢？因為不願意把初中變成教育水平接近的。那為什麼不願意把初中變成教育水平接近的呢？

因為有些人刻意保留這樣的差距，是因為他們從中可以獲得好學校的紅利，這是一個利益鏈。就近入學這件事凸顯出中國教育管理者們沒有改革的願望，沒有願望還何談方案呢？

我們談教育，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話題，今天我們在思考教育、討論教育、理解教育的時候，其實是非常狹隘的看待教育。

我們所看到的教育不是教育原初那個博大的意義，其實教育不是一定要在學校和書本中實現，也不要迷信一定要在一個好學校中實現教育。

作者：鄭也夫

本文摘自2017年6月2日鄭也夫教授在南京先鋒書店的教育主題演講，如有版權問題請與我們取得聯絡

推薦閱讀